提到乾隆帝，你会想到什么？
是他一生写了四万多首诗、平均每三天就要写两首？还是他拿着印章在名画上“盖章”收藏？或者是他在画像里把自己打扮成文人墨客乃至猎人道士……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局部
这是被乾隆盖章盖得最全的书法作品之一
而专门从事中国传统舆图研究的成一农教授在研究中发现了乾隆一个被长期忽略的侧面：在历代皇帝中，他对于地图的使用频率高得惊人。
乾隆甚至由此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制度，或者说类似于制度的行政惯例。不管是前方打仗、后方治水，还是出门远游，他总是第一时间索要地图，进而下达具体指令。
于是，成一农教授深入挖掘了乾隆朝海量的地图档案与朱批奏折，写成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乾隆的地图》。
用图文并茂的方式看地图上的乾隆王朝
一、深宫里的“黑科技”
乾隆《内府舆图》背后的故事
在正式讨论乾隆如何利用地图处理具体政务之前，我们先看看一张清朝制图史上的一座高峰：乾隆《内府舆图》。
对于熟悉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书友来说，对这幅图一定再熟悉不过。这幅图经历了康雍乾三朝，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最终的结果来看，无论是地图覆盖的地理范围，还是在准确度方面，这套图集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康熙《皇舆全览图》
《内府舆图》在基础上完善而成
然而，尽管这套地图精准无比，但在绘制完成后，它并没有像我们想象中那样成为乾隆处理边疆、军事或河工事务的“案头工具”。相反，它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被深锁内府，几乎未曾参与到实际的政务运行中。
乾隆在指挥大小金川战役或审阅黄河治理方案时，案头上摆放的依然是那些看起来像山水画、完全没有经纬度和比例尺概念的传统地图，这种“先进技术”与“落后应用”的断层是为什么？
书中指出，地图的“准确”并非没有代价，它不仅意味着昂贵的测绘成本，更对使用者提出了极高的认知要求。而且，要读懂《内府舆图》，使用者必须掌握球面几何、经纬度坐标以及全新的大地形状认知。
清乾隆时期《京城全图》（局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对于包括乾隆帝在内的官僚群而言，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或者说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相比于冷冰冰的几何线条，传统绘画地图虽然“不准”，但它能用夸张的手法突出帝王关心的重点。对乾隆而言，他需要的不是还原客观地理，而是获取治理信息。
“石峰堡一带地形图”，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红色贴签标注“贼营”，图中有批注，左边“何不先占此四营”，右侧山谷“此处无路，须防否”，上侧“此皆要地，设防否”。
作为佐证的是，根据现在的研究，中国地图的现代化始于鸦片战争，但真正完成则要晚至光绪末年，甚至民国初期。于是，这幅当时世界顶尖的地图，更多的是被作为展示“形象”的工具。
二、地图上的军事家
“视觉汇报”和“沙盘推演”
乾隆一生最引以为傲的功绩是“十全武功”，而在这场宏大的军事叙事中，地图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以乾隆平定大小金川的过程为例，如果你看过当时的军事地图，你会发现它们极其不符合现代测绘逻辑：山峰被画得像笋尖一样高耸，碉堡密密麻麻如森林。
川陕总督张公保驻军大小金川一带营盘图（点击查看大图），重点绘制清军与金川土司占据的碉楼，并以文字标注占有者，符号大小反映碉楼规模与驻兵数量。
尽管是第一次指挥重要战事，乾隆帝已经意识到通过地图获取战事情况的重要性，因此有时会要求前线指挥官绘制地图上呈，让他了解战事的进展。
如乾隆十三年十月，在接到岳钟琪攻占跟杂、葛布基等处的报告后，乾隆帝在阅览所附地图时发现，这两处“似距贼巢不远”，不过对此“图中未经注明”，因此其下令将“军机处奏片”和“金川舆图”寄送给傅尔丹和岳钟琪。
后来，乾隆帝还开始试图通过地图来指挥前线战事。如他阅览金川全图之后，发现从四川省的南路至泸定桥，有“河可达番境”，由此可以绕道“贼巢”之后，不过乾隆帝同时提到，这条河流是否可以行舟以及“贼番”是否在这条道路的险要之处设防，则需要讷亲查明后上报。
当战事平定，一些实务图又会“华丽转身”，被宫廷画师重新润色，加入精美的山水皴法，绘制成得胜图，如《平定大小金川得胜图》《平定安南得胜图》等。
《平定两金川得胜图》，法国人艾启蒙、贺清泰等绘，清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六年内府铜版印本。
三、地图上的旅行家
并不存在的“微服私访”
提到乾隆皇帝的旅行，大家首先想到的或许是“微服私访”和《乾隆南巡图》。
清徐扬《乾隆南巡图卷》第八卷《驻跸杭州》（局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但事实上，“微服私访”纯属民间文学的虚构。历史上，乾隆在位60年，出巡次数高达72次以上，总计有15年的时间都在路上。如此频繁且规模庞大的移动，绝非为了游山玩水，而是担负着实地调研、水利视察等重大政务。即便是在西湖赏景，其核心目的也是通过陪伴太后将自身塑造为儒家典范。
在这些政治旅行背后，地图扮演了类似于“执行剧本”与“旅行手册”的角色。因为皇帝不能住普通驿站，必须入住规格严整的“行宫”，为了节省成本，乾隆通常会查阅地图来精选路线，优先选择那些已有行宫的旧址。
在出巡前，地方官员会呈递极为详尽的路线图，如《乾隆南巡纪程图》（第18程）（局部）图中用鲜艳的红色符号标注行宫，用青灰色勾勒庙宇，连沿途的每一座桥梁、每一座塔甚至县与县交界的牌坊都清晰可见。
《乾隆南巡纪程图》（第18程）（局部），行宫用红色房屋符号表示，村庄用两座或三座顶部涂以红色或青灰色的房屋符号表示，图中对景点也有着一定的介绍。
除了“下江南”，出于政治需要，乾隆帝每年还要前往其他一些地点从事政治活动，如前往蒙古会见蒙古诸部王公，前往清朝为保持八旗战斗力而设立的围场，还有前往因融汉传与藏传佛教于一山，因而具有较强政治象征意义的五台山等。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盛京围场图）
此外，无论是出于政治目的，还是出于自身的爱好，甚至源于“好大喜功”，乾隆帝实际上对很多地理现象都非常感兴趣。
由于很多地方他无法亲身去体验，就不得不将旅行或者考察的任务交给手下去完成，并要求这些人绘制地图向他汇报，然后他再通过地图形成自己的认知，很多时候他还将这些认知作为他的新发现来向世人传播。
乾隆的地图
除了我们今天重点聊到的军事、旅行与形象工程，成一农教授在书中还为我们立体地勾勒出了作为“规划师”与“治河专家”的乾隆。
过去的历史研究常常侧重各类文本文献，而《乾隆的地图》则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以另一种方式讲述那段历史。
它让我们了解日常政务处理过程中地图的生成、地图的使用以及地图的存档等方面的问题，帮助我们理解王朝时期日常政务处理的复杂过程以及“信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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